嘉佑占五行中的什么？
北宋庆历年间，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著写了一部书——《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以时间为线索来编纂的史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赵昺五年（公元1279年），共记述了1362年的历史。 为了编这部书，司马光等人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费尽千辛万苦，可以说凝聚了许多人心血。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是，司马光的这部书出版以后，市场反响非常热烈，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书之一。
到了南宋高宗年间，由于刻书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使的书籍成本大大降低，于是大量的儒生将《资治通鉴》放入书架上，供自己随时阅览。 南宋孝宗乾道六年 (公元1170年)，著名的藏书家王灼在他所著的《碧鸡漫志·卷二·古书跋尾》中，便提到了此事：“近岁以来，士大夫家有此书（按指《资治通鉴》），随处抄写。”
实际上，早在北宋时期，《资治通鉴》就已经广为流传了，据苏轼说：“京师争买《资治通鉴》。” 既然《资治通鉴》在宋代就已经如此流行，那么其印量必然相当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北宋时《资治通鉴》印本的文献记载。难道北宋时期的印刷业真的这么落后吗，连一部畅销书都没有能力印？显然不是这样的。这问题出在“版”字上。
北宋时期的刻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不标‘版’字”（叶德辉语），换句话说就是少用“版”字标识。这是由宋代刻书的独特制度决定的。 原来，宋朝政府对刻书事业采取了积极提倡的政策，各地官府纷纷设坊刊书，称之为“监版”或“官版”；同时，政府还鼓励民间献书，以贡院的形式进行校勘、刻印，称之为“私版”或“民版”。这两种版的书，都普遍存在着“少用版字”的现象。从文献中寻找宋代书本的印量就显得十分困难。（李致忠《中国古籍版本的分类排列》）
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小角度来考虑问题，也许就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宋朝的刻书虽多无版号，但却是合法出版物，所以也偶有被盗版的情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被冒牌的书籍当然就会带有盗版的版号或者“版”字。我们只要找一找这类图书，就可以推测出《资治通鉴》的印量了。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记载： “旧刊《礼记》注疏，有‘广运堂’三字牌记。后人谓此本为‘广运堂版’。不知乃‘广益’二字之误。 ‘广益’者，取‘广博易慎，有益无害’之意也。
元至正十年 (公元1350年)，江东茶陵州书院置监印板，刻朱熹《周易》义疏一卷、程颐《礼记》注解十六卷。《周易》义疏有‘茶陵州学’牌记，《礼记》注解有‘茶陵州书院’牌记。明初重修，仍用前牌记。后来的人，见了牌记，遂认定此书为‘茶陵州学本’矣。其实，元末明初之时，江浙闽汉之书皆称‘蜀本’而已。盖因四川为儒家重地，儒生最多，印书亦最盛。故吴兴(今浙江湖州)施氏《书林清话》曰：‘蜀版书最多。’” 通过上述两条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首先，《资治通鉴》在北宋时期已经广泛流行，甚至引发了盗版浪潮；其次，《资治通鉴》并非出自蜀地，而是出于江南东路的建康府、江宁府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