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喜欢哪种书法？
首先，“以书取人”的命题就很大。唐初的举士制度是“怀材待价”，通过考察应举者的作品来预测其能力，这是比较科学的做法；而武则天时代（高宗朝时）已经出现了“进士科”这一科目，选拔的人才以策论为主，而不是看书法作品。所以这题其实有点跑偏了，不能用来回答题主的问题。 其次，武则天的个人爱好其实是没有定式的——她本身就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女政治家、女皇帝。她的喜好随着境遇和心境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武后对书法的看法也会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转变。
武则天称帝前，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笼络人心，会偏向于选用那些文采飞扬、擅长颂圣的文人墨客；武则天称帝后，为了树立武家的威望，则会倾向于选用那些擅长表忠、歌功颂德的大臣们。同时由于武瞾本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对能体现她权力和成就的作品也会青睐有加。
最后我来谈一谈我对武周时期的书法史的理解吧。 在武周的早期，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官方的书法导向还是倾向于崇尚“二王”——也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在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和《章怀太子贤墓志》上都有体现： 这两件作品，风格都是以《兰亭序》为底本，再结合《圣教序》和《乐毅论》等书作特点创作而成，属于典型的“二王”风格。这说明当时的官方导向还是倾向选择“二王”的书风。 但是到了中期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于武周政权是在李唐王朝的政治斗争中获胜得来的天下，因此武氏家族以及武氏集团的官员们在政治生活中常常受到猜忌甚至迫害。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崇尚北朝的书法风格以求自保。这个现象可以从高宗朝末期的褚遂良任尚书右丞时负责主持书写的两块刻石看出端倪： 这就是著名的《雁塔圣教序》与《慈恩寺碑》，它们都是将北魏的《嵩岳寺碑》作为范本而创作的。武则天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书法家冯承素也工于临摹《嵩岳寺碑》。
以上种种，都说明武则天时期官方的书法取向是以魏碑和《嵩岳寺碑》为代表的北方书风。 从武则天时期的许多作品来看，她的个人审美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在她前期的作品如《升仙太子宫铭》和《升仙公主墓志铭》中都还能看到一些王献之风格的痕迹，但是在晚期作品，比如《万岁通天帖》中的《伯远帖》则完全是晋人风韵了。而且从这件作品的题跋来看，当时的人们也已经接受了这种变化：“此卷素藏内府，神龙以来未曾出见。今观此卷，虽古墨烟痕，犹可观探。向传王氏父子书，谓子敬不及羲之处，于此卷尤可以验之。”当时的官方已经开始接受并且推崇这种新的书风了……